长期以来，我一直盼望拥有一本可以看得懂的《易经》。年过五十以后，想到孔子所说的，“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这种期待就更为殷切了。

最初听到《易经》，是在大学时代。当时的感觉是：大家都在推崇这部宝典，但是又说不清楚是什么缘故。我的老师方东美先生在年轻时，以《易之逻辑问题》一文而受人肯定，他想要解决的是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有何逻辑根据。他后来发挥的，大都是《繁辞传》里“生生之复”的理念，并且由之推展出一套生命哲学，对于诠释儒家的思想基调颇有帮助。

稍后，我听说西方学术界对《易经》（由传教士译为拉丁文）也颇为着迷。譬如，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由《易经》一阴一阳的启示，领悟了二元对数（阴为零，阳为一），进而奠下了计算机运作的原理。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则由《易经》体认了共时性原理，亦即许多现象在同一时段发生，彼此之间可能有神秘的联系，而这正是占卜的主要依据。翻开任何一本《易经》版本，都会念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这些爻辞三言两语，并且下了占验之辞，简直就像算命师的铁口直断。难怪朱熹会主张“易为卜筮之书”了。

《易经》里面出现的占验之辞，大多有九个等级，从最好到最坏，依序是：“元吉，大吉，吉，无咎，悔，吝，厉，咎，凶”。其意思是：“最为吉祥，非常吉祥，吉祥，没有灾难，懊悔，困难，危险，灾难，凶祸”。当然，这要看一个人处在什么时候而定。

“时”为时间，引申为人生的阶段、客观的情势、主客之间形成的时机，以及个人对时机的感受。“位”为空间，引申为个人的地位及处境，以及他与其他人之间的相对关系。人的吉凶祸福，一半是由时与位所决定，有如命中注定的客观条件；而另外一半，则取决于当事人自己对时与位的认识，以及由此而采取的响应行动。说“易为卜筮之书”，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当卦辞爻辞揭示吉凶时，后续还有每一个人修正或改变命运的弹性空间。

更重要的是，六十四卦形成一套完整的人生密码，其中首尾相应，福祸相倚，甚至吉中有凶，凶中带吉：在你才陷入懊悔情绪时，随即出现生机；在你正想额首称庆时，危险却已悄悄逼近。然后再总结这一切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责任之提升，德行修养的必要，以及乐天知命的智慧。人生遭遇虽有一定的步骤与结局，但是苦乐却是个人的“德行、智慧、能力”所左右的。德行修养是离苦得乐最佳保证；智能觉悟使人显示整体而根本的视野，不为苦乐所困；能力卓越的人立即采取行动，或是改变现境，或是自我调适。《易经》全书再三着墨的，正是期许人们开发这三方面的资源。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早已习惯了《易经》的许多启示。处于逆境中，会想到“否极泰来”；前无去路，会希望“剥极则复”；看到社会乱象，则要求“革故鼎新”；遇到分配不均，则知道“有损有益”。每一卦都有好有坏，如果寻找六爻皆吉的，大概只有谦卦了。人有真才实学，又能谦卑自处，那么还需要占卜吗？“善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易经》道理的人，是不会去占卜的。占卜的结果若为吉，你还是要脚踏实地活在每一个当下；占卜的结果若为凶，那么你想尽方法避开之后，占卜岂非失灵？这是最简单的“算命悖论”，既然如此，何不增强理性能力，学习《易经》的义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