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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路撰文/章星球

阴谋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喜欢假想某种“敌人”的存在。人们总是妄想周围充满了敌人，按照马斯洛需要理论分析，原因便在于人的最基本需要——安全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安全需要得不到满足，导致人做梦都处于紧张不安和不停的妄想猜忌之中。

大凡阴谋论，多系传说，虽然拿不出确凿证据，但又的确有风影可供捕捉，惚兮似无，恍兮若有，若有若无，神机动焉其中——中国人，不是生活在传说构成的阴谋当中，就是生活在阴谋构成的传说当中。

传说SARS是美国为了搞垮中国而释放的生化武器。

传说某些经济学家是美国派遣的经济间谍，受国际间某阴谋集团指使，前来误导中国政府。

传说9·11是布什政府自己用遥控炸弹炸毁了世贸大楼，目的是发动战争争夺海湾石油控制权，或者刺激经济，甚至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包围圈。

传说日本当年的泡沫经济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导演的一个金融阴谋，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一样。

传说，又是传说——更大的一个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布置，美国人正故伎重演，通过金融阴谋搞垮中国经济，其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

以上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阴谋传说，我将其根源归为现代拳民心理。因为诸如此类阴谋传说，在上个世纪初的义和拳时代早已有无数相似版本，如修铁路有阴谋，因为方便侵略，令敌军可以长驱直入；照相机是阴谋，可以摄人魂魄——偷心，女子尤其要小心，很多“二毛子”就拿这玩意骗得很多年轻女子失身。西医更是阴谋，可能是为了盗取中国人的器官。

近现代阴谋论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妖魔化阴谋的实施主体；二是“糖衣炮弹”化。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和工商业文明即阴谋的实施工具。

义和拳时期流传的“反洋教揭帖”中如此描述英国人：有如逆夷英吉利者，僻处海外，其主或女而或男，其种半人而畜，山书所谓“倮虫”者也。还有把基督教的耶稣描述为“猪精投胎”的。“耶稣猪精，西洋之主”。有把西方人描述为“素来不依圣贤规矩、其贪如狼，其暴如虎。其淫如狐，其诡如鼠”的。将西方人看作妖魔鬼怪，把西方文明视为妖术邪法，西方商品如铁路汽车医药照相机被视为阴谋道具，而最大的阴谋目的则在于破坏孔教的神圣地位与大清帝国和谐秩序。这是义和拳时期流行的阴谋论。

到了前几十年的特殊时期，阴谋的实施主体变成了“蒋匪”“美帝”及其安插在人民内部的“敌人”，即所谓“专政对象”。妖魔化的语言形式有所改进、但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阴谋的实施工具则是“糖衣炮弹”——糖衣炮弹正暗示着“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阴谋的实施主体不止是美帝，更有不可计数的“专政对象”，因此，那是一个阴谋论极度繁荣的时代。阴谋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发生，猜忌与仇恨在每一个角落存在。这个时期的阴谋论颠覆了一切人伦与常理，践踏了一切理性与德性。那是属于阴谋论的辉煌岁月，为现代阴谋论播下了生机勃勃的火种。

到了今天，尽管我们已经站在二十一世纪，但是，阳光底下无新事。我们面对的阴谋论，尽管包装方式更精致了，论据更丰富了，推理过程更“逻辑”了，说话口气更“客观”了，说话者的身份更“专家”了，但是，某种骨子里的东西却与一、二代拳民无二，妖魔化阴谋实施主体——西方国家，糖衣炮弹化阴谋实施工具——西方文明，更有排外心理一脉相承。只不过妖魔们使用的妖术变成了民主、宪政、金融、全球市场等等，这些新时代阴谋论制造和传播者可谓拳民第三代。新阴谋理论家们眼中的欧美阴谋家，其阴谋目的无非“颠覆中国经济”、“和平演变”等等。

中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制造和传播阴谋论？个人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我们成为妄想狂进而成为阴谋论载体。其中既有文化因素，也有制度因素。

一、排外心理与自我中心式妄想。中国人自古把“国际邻居”都称作“蛮夷狄戎”，并且极度丑化魔化，如汉代民间流行这样的观念：“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时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这种文化基因就是前面所说妖魔化阴谋实施主体的渊源。义和团时期有谒贴为证：自古中国最称盛，教宗圣贤道至正。惟有西洋绝人理，妖物耶稣把教起……利玛窦与王丰肃，先后中国来插足。会作巧艺讲天文，又有妖术炼金银。

二、缺少逻辑理性导致的臆测式妄想。这是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没有逻辑学传统，导致中国人的思维严重缺少逻辑性。这个问题非常普遍，而逻辑理性的缺失是意图伦理的温床。中国历史上有很多阴谋论，都是仅凭某人很可能有某种动机或意图，就想当然地判断其为阴谋制造者。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剧里看到这样的情节，比如，皇太子被谋杀了，最有希望接替太子的那一位便很容易地被视为阴谋制造者。缺少逻辑理性，判断力低下，因此中国人极易轻信流言。

三、受压抑的表达权与知情权导致的心理放纵式妄想。人类都有猎奇心理，而中国人的猎奇心理特别严重。原因在于中国人两千年的专制史，国民严重缺乏表达权和知情权。这是个制度性症结，人的表达权和知情权缘于人的天性，越是被压抑，则越会以某种被扭曲的形式爆发，表达权被压抑导致了某些人制造阴谋论的嗜好，知情权的被压抑则导致了阴谋论的广阔市场，加起来就是“供销两旺”。专制社会是最合宜阴谋论生长的土壤，由于言论控制，新闻监管，民众对很多事件真相的知情权得不到满足，只能想当然地猜测，都难免催生各种阴谋论。

四、安全需要未获满足导致的恐惧式妄想。我认为这个最重要，因为马斯洛已经证明安全需要是最根本的需要。

公民安全需要的满足程度，在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着显著差异。这是专制社会远比民主社会盛产阴谋论的主要原因。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不仅时时刻刻怀疑自己被某种阴谋算计，而且经常需要制造某种阴谋论去打击政治对手。中国是一个有两千年专制史的社会，人们的安全需要长期匮缺导致某些极其有利于阴谋论繁殖的文化因子产生，如“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观念，由此则导出宁枉勿纵的观念，而其极端则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这些与法治精神相违背的观念极大地滋生了人治，而人治又进一步危及人们的安全需要，两者恶性循环，共同肥化了阴谋论的土壤。

安全需要造成的“敌人”乱影，不仅激发着我这样的受侵害者妄想，同时也刺激着侵害者的妄想。想想那些身处要位并以暴力机器侵犯他人安全需要的豪强，例如萨达姆，例如斯大林，例如查韦斯，例如金二圣，要被多少真实的和更多虚妄的阴谋所纠缠？又有多少人因为真实或无辜地卷入真实或莫须有的阴谋中而受害？

世界上有多少不被现代自由教育启蒙的心灵，就有多少愚昧的排外情绪，就有多少对流言的轻信；有多少得不到保障的安全需要，就有多少被妄想的敌人；有多少被压抑的表达权，就有多少制造阴谋论的激情；有多少被禁锢的知情权，就有多广泛的阴谋市场。

我因为一朝被贼偷，牺牲了无数个美好的夜晚，当我找到万无一失的反锁房门方式后，恶梦便做得少了；当收容制度废除后，农民工们睡得更安稳了。什么时候让国人拥有自由思考和受教育的权利，充分的表达权和知情权，制造和传播阴谋的土地就会像北京的沙害区一样长不出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