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9月19日 地点：北京普茗轩茶园 统筹、编辑：田路 供图：华盖

伟大诗人歌德曾对信仰有一段精辟论述：“世界历史的唯一真正的主题是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所有信仰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对当代人和后代人都是光辉灿烂、意气风发和硕果累累的，不管这信仰采取什么形式；另一方面，所有不信仰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都只得到一点微弱的成就，即使它也暂时地夸耀一种虚假的光荣，这种光荣也会飞快地逝去”。歌德的话深刻地表明，信仰在社会发展和历史变迁中的重要地位。

有人说，在今天的中国，人们最普遍的信仰就是“金钱”，现代高度繁华的物质文明，却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

“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有些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然被当今社会所关注。

传统的同宗、同乡、同事的熟人社会解体，从“小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一种共同体来寻找在社会上的归属感。什么能够提供这些需求？我觉得宗教是最重要的一种。

我们的信仰丢了吗？

余世存：现在常有人说中国人有信仰危机，但实际上作为一个五千年的文明大国，中国人的信仰从未中断，一直存在。只是不像基督徒那样虔诚，形式感那么强。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大的家族制度延续了某种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宗教的取代形式，具有准宗教的功能。这个功能一直有，中国并不缺。所以不能单纯地说中国的个体成员没有信仰，或者没有宗教信仰。

无论是历史上的忠还是孝，都是让全体民众有一种信仰，尽管这种信仰没有做到绝对的仪式化和形式化，但是我认为也是一种信仰，我们不能把这种信仰跟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一分高下。只是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国经过一百多年的变革，把传统的大家族这种宗法制度打乱了，而现在意识形态的信仰在近三十年中也被毁掉，所以才会出现目前没有历史感，也缺乏敬畏的这种状态。

钱丹霞：我觉得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信仰问题。我曾经在中国南方的农村做过这方面的调研。佛教中的因果信仰，作为一个文化因子，一直存在于民间，成为他们世代相传的一种文化和生活习俗。土壤还在，把上面的树砍了以后根还在里面。近几年基督教发展很快，国家的政策是尽量扶持佛教。因为基督是从西方文明来的，佛教是跟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的。所以，有了政策的阳光和水，佛教也在迅速复苏。

转型期归属感从哪儿来？

黄章晋：对中国社会的宗教热潮，我的观察角度是中国社会的转型。

近二十年的改革，官方意识形态从社会日常生活中迅速退出，这时候的中国社会可以说处于一种信仰真空。不但维系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失去了锚链（我认为宗教是维系一个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最重要的锚链），而且，过去控制紧密的熟人社会共同体也在逐渐解体，比如一个管你生死婚恋生儿育女的厂矿、企业或破产了，或改制后你下岗了；再比如农村地区在人民公社之后，乡村政权退出。

一个严密控制的、稳定的社会，现在成了高流动性、低稳定性的社会，整个中国都从封闭走向开放，传统的同宗、同乡、同事的熟人社会解体，从“小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人，他们需要通过一种共同体来寻找在社会上的归属感。什么能够提供这些需求？我觉得宗教是最重要的一种。

比如我到山东，看到很多人家里都挂着十字架。我老家湖南那边也是一样，很多人信仰宗教。

钱丹霞：的确如此。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年轻人出门打工，老弱病残留在村里面，他们的社区生活非常单调。以前人民公社时期，这种乡村政权组织的运动式的活动非常多，现在没了，这个功能需要有替代者。

余世存：是这样。原来有很多社会功能在担负这个工作，现在缺失了。中国人的家教、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种教育环境如果都对人的身心状态失去了保护作用，那么只能靠宗教解决这些终极追问、生老病死的问题。至少对老百姓来讲，目前的宗教信仰还是起到很正面的作用，比方说给他提供了一种社区生活，给他搭建了一个人与人交流的平台。

黄章晋：另外，宗教还具有社会救济功能，以及对当代社会道德提供最保守的道德资源的功能。

余世存：社会在进行革命性变化时，会对社会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有所冲击，此时，宗教是它最保守的一种保证。因为，从价值观来看，任何社会，它的道德和价值观来源基本上来自宗教。

黄章晋：当社会急剧变革的时候，西方国家也面临过中国同样的问题，就是一个社会的认同危机。正如席勒一首成为《第九交响乐》歌词的诗中所呼唤的：分散的社会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这种“共同的精神”是构筑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民族心灵共同体意识，是现代社会国家区别于前现代社会国家的标志之一。它除了公民权利、社会福利保障、法制秩序等现代骨架建设之外，还需要文化、历史情感和宗教等连接纽带作为血肉和灵魂。宗教在此显示出的作用，并不简单相同于传统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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