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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我的指路人

采访开始的时候，余勇的回答总是很简短，让我丝毫找不到戏剧性的情节。当我想着该如何调整采访话题时，我们的拍摄也开始了。趁着余勇拍照的空档，我请教与他同来的朋友，他的朋友说，余勇最大的特点就是“孝顺”，他的人生受母亲影响非常大。

果然，讲起母亲的时候，余勇的语速放慢下来，他开始回忆，语调里也蓄起了感情。

余勇的母亲早年参加革命，既唱歌又作曲还演戏。在战争年代的徐州，母亲的演出曾鼓舞了很多将士的革命热情。余勇小时候虽然顽皮淘气，但也显示出和母亲一样的歌唱表演天分，有一次，他还差一点被挑选去饰演《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

然而，对儿子抱着很多希望的母亲，却不希望余勇子承母业。母亲最大的希望就是余勇能参军并当上指导员，在政治上过得硬。已经参加北京广播学院复试的余勇，因为母亲的坚持而放弃了走入艺术院校的机会。“我妈妈一辈子在台下听报告，她当时的最大心愿是希望我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取，有一天也能站在台上给别人做报告”。

年少时的余勇对进取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期望。他总是对母亲说“你放心吧，我能”。从红小兵到红卫兵，再到入团入党，他都是第一批的先进分子。劳动最光荣的年代，他复员后去北京铁路分局当了一名火车司机。为了让母亲感到骄傲，无论天寒地冻，还是骄阳酷暑，余勇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年纪轻轻的他，因为不怕艰苦，工作出色，很快被提拔为团支部书记。他的每一步都实现着母亲的愿望,而且超出了母亲给他定的标准。

余勇少年的理想和现在的工作差距较大，这是因为他总是不断调整自己对生活和事业的态度。只可惜，余勇的母亲几年前去世了，没有看到他接下去的人生发展和事业成绩。谈起母亲的离去，余勇觉得那是自己生活中最大的失落。我明白他的心情：你为一个人种了一盆花，你努力呵护，小心浇培，希望花可以早日开放；有一天，花真的开了，但你为之种花的那个人却已经不在了。

“做一个受人尊敬的人,是母亲对我的期盼,也是我对自己进取的要求。我始终觉得母亲在我心中有份沉甸甸的分量，她对我的影响和教诲陪伴着我的一生。她始终是我的榜样、楷模和精神支柱。今天我能做出任何成绩，都是对母亲的回报。”

“行业外交家”

余勇在业内被称作“行业外交家”。他身兼国际室内装饰设计协会（IFDA）和南非中国合作协会（SACHICO）两个国际协会的中国首席代表。他以行业协会为依托，频繁地和国外相关行业内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等交流会面，促进了中国和世界同行业的国际合作。余勇强调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新形象、新作用，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小，越来越多的专业资深人士会关注并希望与中国业内人士合作；民间人士也必须有一个开放、真诚的态度去面对机会和挑战。

说起余勇走上这条与国际协会合作的新事业之路，还是从一个偶然的机会开始。80年代末，余勇从北京铁路分局调到了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后又转入中国工业设计协会。工业设计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在那个时代，这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余勇观察到改革开放后，许多写字楼、酒店需要装修。设计本身是美的东西。从国家、社会、家庭来讲，中国需要设计，而且这个行业有着极高的附加值。余勇凭着自己的眼光和能力，很快就介入了室内装修行业，开办了设计公司，并到中国室内装饰设计协会担任国际部主任。经过实际的操作和运营，在那个还是计划经济唱主角的年代，余勇就清晰地意识到要想推动事业就要按着市场的规律搞经济。
“当时我有一个想法，高档室内装饰对中国内地来说是新兴产业，是外来的。既然是外来的，我就应该吸收它、学习它、引进它。我想了两条路，一个是做国际交流，二是创办了一份报纸，叫《世界装饰报》。通过各种活动和这报纸，我们与国际装饰业广泛联系起来。很多活动和业务就不请自来，包括出国考察，会议展览，经贸交流……”在余勇的努力下，协会和公司相辅相成的运作，使工作和业务走上了良性循环的道路。由于他为人豪爽、精通业务，余勇和国际同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业务上互动，在生活上也成了朋友。

余勇在行业国际事务中出色的表现和能力，以及业内“行业外交家”的美称，使南非中国合作协会（SACHICO）中国代表处在选首席代表时把他列为第一人选。加入南非中国合作协会后，余勇多次赴南非考察，回国后自然有太多想要表达，他介绍说以前南非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只跟台湾有往来。南非是“非洲的欧洲”，自从南中建交以来，南非才有机会将自己的窗口向中国大陆打开。现在南非政府制定了 “全球经济战略计划”，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列优惠政策和发展机遇。作为南非政府，看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展趋势，认识到中国对于南非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南非中国合作协会的目的就是要在南中之间搭一座桥梁，让两国人民共同携手为促进友谊和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余勇在谈起现在的事业时，大都是在谈这两个国际协会的运作和成绩，对自己的实业却很少提及。他坦然道：“我不是一个概念意义上成功的商人，我还没办法做到唯利是图、不做赔本的买卖。对于发展性的事物我一直在追求，不停地努力，不停地寻找，成功在努力之中。作为我个人办协会不一定赚钱，有时候还赔钱，我也在做着别的经济实体，有时利用它的盈余来弥补协会工作经费。我做地更多的是公益性事业，目的是为了改善生活，让明天更美好。协会的发展准确来讲是通过非赢利性工作和活动，更广泛地联合业内人士和专业人士，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这不是一个生意能代表的。” 余勇说这番话时承认，他从小受到正统教育，正面引导，他的思想基础和世界观注定了他这辈子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

找准定位享受幸福

人到中年的余勇，仍保持着那个年代军人的气质，在含蓄中显得精神充沛。衬衣的纽扣每一颗都要系好，腰板挺直，语音洪亮。对于很多问题，他回答得简短而坦诚。

谈到对生活的追求和目标，他说，“人总是不停变化着，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找到自己的定位，这需要时间的验证，更需要后天技能的培养和社会的需要态度，关键要调整好心态，你才能找到幸福”。对于事业上的“成功”二字，余勇觉得成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在一个面、一个领域、一个阶段、一个范围内的收获。成功人士的定义是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在某个领域被认可的行家。而且成功者永远都在生命不息、追求不止的冲锋线上。

余勇至今仍是单身，他并非独身主义，“每个人都需要爱情，我也不例外，而且非常需要，它是追求的一种动力。但是爱情和家庭对所有的人来说是两回事，爱情不等于家庭，家庭不等于爱情。我需要一个有爱的家庭。”几年前他的生活不太丰富，比较单一，只知道拼命地工作。但他是一个善于调节自己的人，慢慢地他改变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虽然我是单身，但是我需要生活，需要愉快。现在我社交广泛，在交际中我能得到友情，调节心情。”

余勇是一个在背依传统做着最现代事情的人。我不能否认他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矛盾。他希望受人尊重，但又不在意世俗的评判；他是个商人，却在做很多行业外交上的工作；他专心于公益事业，却又不避讳自己对名利的追求。他经历了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很多转变，在批判名和利的社会历史时期内，他是艰苦奋斗的青年。到了中年，社会风气开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他公开表明“名利是个标准，是你生活和事业质量的标准，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如果你有了名利，说明你在某个领域里成绩突出，可以借助名和利做更多的工作。”

万物都在变化和发展着，社会在飞速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也在时刻不停地变化着。一段路程有一段路程的风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内容。每个人的答案不同，每个人的看法不同。余勇也时刻调整着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以求和幸福靠得更近。对余勇来说，一个幸福的领跑者永远都能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明确未来的路线，他的内心应该充盈着快乐和热情，在领跑路上的追求和所做的努力才能够被人们认可、承认并且跟随。